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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人食”转为“团圆宴”,预制菜年菜销售提前进高峰******

  金汤佛跳墙、鲍鱼花胶鸡、老北京羊蝎子、海南椰子鸡……春节前夕,预制菜年菜提前进入销售高峰。

  由于春节返乡、出行人员增多,人口流动加大,给预制菜企业备货带来不小难度,但也加大了“回家吃年夜饭”的消费需求,预制菜年菜的主题从以往的“一人食”“小家庭餐”转变为“团圆宴”“整席解决方案”等。

  据业内人士介绍,随着入局者增多、竞争强度加大,口味还原度、菜品品质被视为预制菜行业的竞争关键。伴随消费者对预制菜认知度和主动性的提高,C端预制菜的占比在不断提升,市场品牌化趋势初现。

  销售高峰提前开启

  “今年年夜饭预制菜市场的一大特点是启动时间早,各大平台普遍在2022年12月中旬开始设置年货场。我们发现,很多消费者提前规划过年安排,预制菜消费比平台和渠道更早、更积极。”叮咚买菜预制菜负责人欧厚喜告诉新京报记者,以往年夜饭预订高峰一般出现在春节前一个星期,今年则提前了半个多月。

  2023年1月初,叮咚买菜就迎来年夜饭预制菜预订的首个高峰,相关菜品销量增长500%。其在平台上推出“年夜饭预制菜”预订专区,消费者可以买到主打家乡味道的“八大碗”系列,主打高端品质的海鲜预制菜,还有平台联名各地知名餐厅推出的“年夜饭套餐送到家”系列。其中“八大碗”系列上线仅半个月销量已突破10万份,餐厅联名款年夜饭一周内被抢订8000桌,避风塘炒面包蟹一天订出5000多份。

  抢占预制菜年货市场的还有沃尔玛。2022年12月,沃尔玛发布“南北名店招牌菜”整席解决方案推出70余款预制菜品,既有经典名菜佛跳墙、猪肚鸡、松鼠桂鱼,也有地方特色代表菜如夫妻肺片等。截至2023年1月12日,沃尔玛预制菜品销量增长80%,近期增速更达到110%。

  养殖企业、肉制品企业、餐饮企业、速冻企业等也在加紧布局春节预制菜市场。

  主打B端市场的“速冻供应链第一股”千味央厨发力预制菜C端市场,推出岑夫子、千味解忧炸货铺、纳百味3个子品牌。速冻食品初创品牌理象国在2022年11月底推出金汤佛跳墙、鲍鱼花胶鸡礼盒。生猪养殖上市企业唐人神日前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已研发出数十种预制菜新品,并组建了研发和销售团队。龙大美食近期回应投资者称,公司有超百款预制菜产品,将依托山东、上海、四川三大研发中心向预制菜龙头目标迈进。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北京华冠、永辉、盒马等超市均已设置预制菜销售专区或专柜,消费者可以买到旺顺阁的剁椒鱼头、贾国龙的蒙古奶酪饼、正大易厨的胡椒猪肚鸡、福成股份的小炒黄牛肉、国联水产的香辣蟹钳、潭牛的海南椰子鸡,也可以买到星龙港的佛跳墙、佬广食品的鲍鱼花胶鸡、合聚合福的老北京羊蝎子等大分量盆菜礼盒。小包装预制菜售价多在15元—40元不等,礼盒装价格低则59.9元,高则接近300元。

  从“一人食”到“团圆宴”

  欧厚喜告诉新京报记者,春节是预制菜重要的消费场景,预制菜年夜饭也是每个品牌节前主推的品类。与日常预制菜销售不同,年夜饭预制菜多为定量生产,价格带也会随菜品品质和种类有所调整。今年过年人员流动加大,供应链有时不稳定,备货难度系数有所提升。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随着“乙类乙管”措施、返乡人员增多,兔年春节各大品牌预制菜年菜的主题设置,已从前两年的“就地过年”“一人食”“小家庭装”转变为“团圆宴”“整席解决方案”等,并将此作为突破菜品同质化的创新点。此外,提升产品品质、与知名餐企IP联名等,也是预制菜企业的主要发力点。

  “过年吃团圆饭是中国人历来的习俗,预制菜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简单快捷地吃遍五湖四海。”理象国方面称,预制菜年菜的研发更注重分享属性以及过年的一些习俗,包装设计会以喜庆的红色居多,定位是“让家人能轻松搞定的压轴大菜。”

  沃尔玛中国高级副总裁兼大卖场首席采购官祝骏表示,沃尔玛之所以提出“整席解决方案”,是因为目前预制菜行业品牌量级参差不齐,选品思路也不一样,有些品牌只提供一两道菜,有些把火腿、香肠、卤味等都算作预制菜。对顾客来说,选择太多反而没有聚焦,整席解决方案在如今的预制菜市场是比较创新的做法。

  对于预制菜企业联名知名餐饮IP,一位不具名的预制菜企业负责人认为,“这种合作更多是想利用餐饮老字号的影响力带动预制菜销售,但今年很多平台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利用预制菜提升餐饮品牌的市占率。很多餐厅老板担心预制菜还原度高会把线下客户抢走,甚至要求降低预制菜的品质和口味,但事实证明,还原度高、品质好的预制菜销量反而更好。”

  从目前企业反馈来看,品质已成为预制菜行业竞争的关键点。理象国认为,如今预制菜品牌繁多,摆脱产品同质化成为难题。随着赛道入局者越来越多,行业标准也将越来越高,企业想要脱颖而出,就要加大对产品和品牌的投入,做出更好吃、更高品质、更有特色的产品。

  欧厚喜也认为,“竞争时刻都在,竞争大小跟赛道大小没有关系,企业做好自己才有进步空间和更多可能性。过去几年,人们对预制菜的品牌化感受不强烈,但这几年随着消费习惯的养成,品牌化已经开始出现,企业要把品质和口味做得更好。”

  C端预制菜占比提升

  国海证券研报显示,日本预制菜市场to B端与to C端的比例是6:4,但在国内,这一比例约为8:2,中餐企业依然是国内预制菜的最主要销售渠道。不过据部分预制菜工厂透露,C端预制菜的占比在不断提升,部分品牌在B端和C端的销售比例已达到持平状态。

  京东超市联合蓝鲨研究院近期发布的《2022预制菜年度消费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预制菜市场规模为4196亿元,同比增长21.3%,预计2026年将达到万亿级别。我国预制菜相关企业注册数量连续10年保持增长,截至2022年底,共有6.4万家相关企业。在京东超市,2022年有超过400家预制菜品牌销售2000多种预制菜,成交额增速达160%。

  各类预制菜品中,“招牌菜”过去一年为京东超市贡献了更多收入,其中佛跳墙、猪肚鸡、牛大骨等销售额同比增长超190%。对于规格更大、原料更贵、工艺更复杂的菜品,消费者更愿意承受的价格范围在50元—60元。消费人群方面,2022年有62%的预制菜消费者来自一二线城市;已婚人士占74%,其中女性占比55%;31岁—41岁年龄段人群占比最高,达到46.1%。

  另据盒马调研,“在家吃年夜饭”仍是春节主流,有五成以上用户会使用预制菜。2022年,盒马工坊预制菜销售额同比增长50%。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年夜饭主导者,预制菜成为较优选择。数据显示,“自己做+买一部分预制菜”的受访者比例为32%,享受动手料理食材的乐趣又能吃上硬菜;有21%的消费者会直接选择套餐礼盒,多为送礼或最大程度减少做菜负担和失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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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

  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

  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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